從消費角度來看，考慮到全球供應鏈上的所有上游排放，家庭消費直接或間接觸發了溫室氣體 （GHG） 總排放量的三分之二左右，因此將家庭消費模式轉變為低碳模式是緩解氣候變化的關鍵部分，需求側解決方案對于實現全球氣候目標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一項新研究表明，鼓勵北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人們采用低碳生活方式，有望將全球家庭排放的溫室氣體二氧化碳減少至多五分之二。研究人員發現，若全球前 23.7% 的高排放家庭采取 21 項低碳行動，可使全球碳足跡減少 104 億噸二氧化碳當量 —— 這相當于所分析的 116 個國家中，家庭消費相關排放量的 40.1%。

  國際研究團隊發現，北美地區展現出巨大的減排潛力，而毛里求斯、納米比亞和乍得等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也呈現出意想不到的減排可能性。

家庭可采取的以下關鍵行動能最大程度降低碳排放量：

• 減少商業服務使用（潛在減排 10.9%）

• 轉向健康的純素飲食，減少動物性食品、糖和不健康加工食品的消費（潛在減排 8.3%）

• 實施節能建筑標準（潛在減排 6.0%）

• 從私人車輛轉向公共交通（潛在減排 3.6%）

• 共享和維修家用電器（潛在減排 3.0%）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全球多區域投入產出模型，結合詳細的家庭支出數據，量化了21種低碳支出的溫室氣體減排潛力。我們的模型針對的是那些人均能耗超過全球平均水平、旨在將全球升溫控制在2攝氏度以下的家庭。通過捕捉直接能源使用、家庭消費和上游中間工業投入的變化，我們能夠更準確地評估低碳生活方式對全球碳減排的貢獻。

2. 研究發現

全球家庭碳足跡的熱點

  研究團隊計算了2017年116個國家（占全球GDP的79.5%和全球人口的87.3%，包括86個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內具有不同消費模式的201個支出組的碳足跡。該計算包括來自家庭和私人交通工具燃料使用的直接溫室氣體排放，以及與家庭消費活動相關的、沿全球供應鏈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圖1a顯示，在全球范圍內，較高的支出轉化為較高的家庭十分位碳足跡。最貧困十分位的碳足跡在2017年為每人0.5噸二氧化碳當量，而最富裕十分位的平均碳足跡為每人15.6噸二氧化碳當量。家庭碳足跡的大小與其消費模式密切相關。總體而言，建筑和食品支出往往是溫室氣體排放的最大貢獻者。較貧困家庭主要通過食品消費貢獻溫室氣體排放，而較富裕家庭在服務和出行方面的排放份額更大。四種氣體（CO2, CH4, N2O, F-gases）的碳足跡分布差異顯著：食品消費主要驅動CH4和N2O排放，而含氟氣體的排放主要與制成品的消費相關（圖1b）。

  根據整合評估模型情景預測的與控溫2度一致路徑得出一系列全球年度基于消費的碳排放目標。23.7%的全球人口（16億）的人均碳足跡超過了全球年度平均目標（即2020年上限為每人每年4.6噸二氧化碳當量），其中89.0%生活在高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這些碳超標家庭約占全球支出的78.1%，并貢獻了本研究中分析的116個國家基于消費排放的約63.7%。

  圖2顯示了不同地區碳足跡的差異。各地區碳超標家庭的比例差異很大。北美的平均足跡最高（人均17.2噸二氧化碳當量），其85.4%的人口超過了2020年全球目標。像撒哈拉以南非洲這樣的足跡較低地區則顯示出顯著差異，其5.4%的人口擁有遠高于其合規家庭的巨大足跡（人均9.7噸二氧化碳當量）。

  關注單個國家，2017年全球第三大基于消費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印度（22億噸二氧化碳當量），其碳超標人口僅占其人口的3.7%。相比之下，盧森堡這個總排放量低（1420萬噸二氧化碳當量）的高收入國家，其碳超標人口比例最高（占其人口的99.7%）。中國既顯示出高碳足跡（52億噸二氧化碳當量），又有相當大比例的碳超標家庭（24.0%）。這突顯了區域發展、收入水平與碳足跡之間復雜的關系。碳超標現象不僅存在于高排放或發達經濟體，也存在于全球其他地區，這凸顯了在全球范圍內實施細致策略以減少家庭碳足跡的必要性，并應重點關注需求側減緩措施。

參與各種低碳支出的減排潛力

  研究團隊分別建模了21項低碳支出的減排潛力，這些與支出相關的減緩措施符合“避免-轉變-改進”框架，通過絕對減排、消費轉變和效率提升來應對碳減排。研究結果提供了更深入的理解，并能夠比較特定家庭群體采納低碳支出所帶來的減緩效益。

  圖3顯示了碳超標家庭實施這些生活方式變革帶來的顯著減排成果。所選定的21項低碳支出在全球溫室氣體減排潛力范圍從-0.01%（‘天然材料’）到10.9%（‘非市場服務’），包括避免的上游排放。鑒于碳超標家庭在休閑活動上支出較高，減少商業服務使用（簡稱為‘非市場服務’）呈現出10.9%的減緩潛力。在飲食類別中，轉向健康的純素飲食——減少動物性食品、糖和不健康加工食品的消費——展現出將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減少8.3%的有前景潛力。四項與飲食相關的支出側重于減少特定食品消費（主要是動物性食品）并用植物性替代品替代，它們在方法上有重疊但目標產品不同（詳見補充數據2）。

  在建筑類別中，實施被動房標準可能導致6.0%的碳減排。在制成品方面，實施家用電器的共享和維修倡議（共享與維修）可貢獻3.0%的減排。關于出行（移動），采用諸如從私家車轉向公共交通（少用車）、在家工作以及將航空旅行減半等模式，可能分別減少碳排放1.4–3.6%。

  值得注意的是，在家工作雖然減少了地面交通的排放，但導致家庭能源使用增加，從而削弱了整體減緩效果。在食品類別中，減少食物浪費效果更為溫和（1.3%），而選擇時令和有機食品影響甚微（0.1–0.8%）。在服裝方面，改變纖維類型影響有限，但通過交換和修補（‘持久時尚’）等做法延長服裝壽命可實現1.2%的全球溫室氣體減排。總體而言，“避免”措施顯示出更高的減緩潛力，其次是具有中等影響的“轉變”策略。“改進”措施有助于減排，但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生產端的進步以實現深度脫碳。

  研究團隊還發現不同地區的減緩潛力存在差異（圖4）。生活方式變革的有效性源于基礎設施條件、具有各自生產模式和能源結構的供應鏈，以及家庭和國家間消費模式的差異。北美以及歐洲和中亞在大多數低碳支出方面持續表現出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相對減排潛力，而南亞在大多數變革中顯示出最低的減緩潛力。

  采用健康的純素飲食在各地區都具有相當大的碳減排潛力。例如，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這樣的飲食可實現17.4%的碳減排。這種巨大潛力與該地區現有的飲食挑戰相一致，其特點是存在不健康的飲食模式和依賴碳密集型食品消費模式。

  同樣，在國家層面，蒙古通過采用不同飲食展現出顯著的減排潛力。蒙古的家庭對食品消費的排放貢獻很大，2017年占其總碳足跡的59.8%。在比較各國三種與出行相關的低碳生活方式時，63個國家的家庭通過采納“少用車”相比其他兩種與出行相關的支出具有更大的減排潛力。33個國家從“在家工作”中受益更多，20個國家從“少飛行”中看到更多優勢。實施被動房標準可以顯著減少住宅能源使用，在北美、歐洲和中亞的許多國家帶來可觀的碳減排。在一些國家，如吉爾吉斯斯坦和瑞典，“持久時尚”顯示出相對較高的碳減排潛力，分別減少3.6%和2.7%。

  此外，在116個國家中的94個，采用家用電器的“共享與維修”實踐可以帶來相當大的減排效果，超過了采用“無化學品”和“耐用電器”所能實現的減排潛力。北美以及歐洲和中亞的家庭可以通過三種與服務相關的支出（減少商業服務使用、減少長途休閑旅行和就近服務）實現比其他地區更大的碳減排。

組合低碳支出的減緩潛力

  在評估同時實施這些行動的累積效應時，研究團隊假設全球碳超標家庭廣泛采納所有低碳支出。為避免重復計算，考慮了重疊影響，特別是當多個行動針對相似的家庭活動時。例如，選擇了減排潛力最大的飲食方式，以避免因四種飲食相關支出的重疊而高估碳減排量。此外，排除了不太可能減少排放的行動，例如在某些國家使用天然建筑材料。研究目標是估算可實現的最大碳減排量，而非提供精確預測。

  在全球范圍內，實施一套以支出為重點的減緩措施，可能使碳足跡減少104億噸二氧化碳當量，相當于本研究中分析的116個國家家庭消費碳排放的40.1%，或2017年全球家庭碳足跡的31.7%（圖5）。減排主要源于碳超標人群家庭消費量和模式的變化，特別是在出行（30億噸二氧化碳當量或11.8%）、服務（26億噸二氧化碳當量或10.2%）和食品（21億噸二氧化碳當量或8.2%）方面。服裝支出的變化貢獻最小（0.2億噸二氧化碳當量或0.9%）。按氣體分解，CO2占比最大（29.8%），其次是CH4（7.9%）、N2O（1.8%）和含氟氣體（0.6%）。

  相對的總溫室氣體減排量在116個國家之間存在差異，范圍從剛果民主共和國的2.3%到馬耳他的72.3%。研究團隊觀察到北美（37億噸二氧化碳當量或66.7%）、歐洲和中亞（33億噸二氧化碳當量或53.8%）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0.8億噸二氧化碳當量或41.0%）的巨大相對減排潛力。

  美國可以實現最大的絕對減排量（37億噸二氧化碳當量），主要是通過出行和服務方面的支出變化（詳見補充圖2）。對于歐洲國家，一套以支出為重點的減緩措施可導致碳足跡顯著下降，特別是在盧森堡（67.2%）、丹麥（64.6%）和希臘（64.5%）。盧森堡顯示出巨大潛力，與其2017年的溫室氣體排放相比減少了950萬噸二氧化碳當量，這主要是由于其人口的很大一部分（99.7%是碳超標家庭）廣泛參與了此類需求側減緩。

  圖6說明了針對碳超標家庭實施一套低碳支出措施所實現的碳減排，與文獻中常見做法（即在每個國家對相應比例的“普通消費者”應用相同變化）所獲得的碳減排之間存在顯著偏差（范圍從-7%到33%）。這些偏差突顯了家庭消費模式的異質性，高排放家庭在減少其碳足跡方面展現出更高的潛力。在北美和歐洲國家，盡管減排潛力巨大，但觀察到的偏差相對較小。這主要歸因于在這些富裕國家隨機選擇的普通消費者中存在大量的碳超標家庭。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如毛里求斯（本研究中減排52.5%）、納米比亞（45.6%）和乍得（44.7%），在以往的研究中常被忽視，卻顯示出相對較高的偏差。納米比亞的減排由食品、出行和服務支出的變化驅動，這歸因于其對旅游業的嚴重依賴。

  圖7顯示了不同支出水平的人口群體間不同的相對減排潛力。例如，中國家庭的減排中位數為52.13%（第25至75百分位的減排范圍在52.07%至52.14%之間），而在安哥拉，該中位數為54.5%（第25至75百分位在44.0%至69.8%之間）。還觀察到幾個國家存在遞減分布模式，較低的家庭支出水平與較高的相對減排潛力相關，如安哥拉、南非、盧森堡和斯威士蘭。這種模式并非普遍適用，例如在美國、芬蘭、哈薩克斯坦和中國等其他國家，較富裕的家庭可能在碳減排方面從生活方式導向的措施中獲益更多。此外，某些國家顯示出獨特的分布；例如在比利時、奧地利、希臘和馬耳他，消費水平較高的家庭可以實現中等水平的減排效果。

回彈效應抵消潛在的減排效果

  采納低碳支出可以節省開支。然而，意想不到的回彈效應（即這些節省下來的支出被重新支出）可能會抵消最初的減緩效益[38]。研究排除了直接回彈效應，因為在文中的低碳生活方式情景下，消費者不太可能增加對同種燃料產品的消費。相反，研究關注最終消費者之間的間接回彈效應，探索節省下來的錢如何被重新分配到其他商品和服務的消費中，以及隨后在整個供應鏈中產生的上游碳排放的反彈。

  為了估算這些重新分配，采用了雙半對數回歸模型，基于支出彈性計算不同家庭群體和國家的邊際支出份額（詳見方法部分）。這些回歸結果描述了總支出每增加一美元時，對特定商品的額外支出，為評估潛在的回彈效應提供了全面的視角。

  初步評估集中在21種不同的低碳支出措施的回彈效應上，假設所有節省下來的錢都被重新支出到不受特定低碳生活方式變化影響的產品上，遵循消費者的邊際支出模式。例如，減少航空旅行降低了航空旅行支出（如機票），但其他非航空旅行項目和商品的支出保持不變。節省下來的機票錢隨后會按比例（基于其邊際支出傾向）分配到這些非航空旅行項目和其他商品上。研究發現不同生活方式之間的回彈效應存在顯著差異。與服務相關的支出往往具有更大的反彈效應（backfire effects），因為節省下來的休閑活動開支常常被重新定向到碳強度更高的領域，例如增加食品支出或延長居家時間（從而提高住宅能源使用）。

3. 政策建議

  基于以上研究發現，研究團隊提出以下政策建議：首先，政府應加大對低碳生活方式的宣傳力度，提高公眾對低碳生活的認識和接受度；其次，政府應出臺相關政策措施，鼓勵和引導消費者采取低碳消費行為；同時，還需要加強國際合作，共同推動全球低碳轉型進程。此外，為了減輕反彈效應的影響，政府還可以考慮通過稅收、補貼等經濟手段來調節消費者行為。

4. 結論

  本研究通過量化分析揭示了低碳生活方式在減少全球碳排放方面的巨大潛力。然而，要實現這一潛力，需要政府、企業和消費者共同努力。政府應出臺相關政策措施來引導和鼓勵低碳消費行為；企業應積極開發低碳產品和服務，滿足消費者的低碳需求；而消費者則應提高低碳意識，積極采取低碳生活方式。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共同應對氣候變化挑戰，實現全球氣候目標。

研究結果發表在《自然?通訊》上。

DOI： 10.1038/s41467-025-59269-1